薛仁贵变成平民百姓，决不象小说中的胡编乱造，说什么李道宗设计陷害忠良，以致忠良蒙难。江夏王李道宗文武双全，英姿飒爽，在史书上颇有佳评，却无端被酸腐儒栽上了天大的罪名。
其实薛仁贵也是文才斐然，这可能因为没落大族的手不释卷，“《周易新注古义》十四卷，薛仁贵撰”，一名士兵出身的武将注释《周易》这种先秦古籍，即使在唐朝这种文化昌盛的环境里，也会让人跌破眼镜。
根据官场运行的潜规则，有人是圈圈里面的人，有人是圈圈外面的人，而薛仁贵则是皇帝圈圈里面的人，一时贬放，终会东山再起。当高丽重起叛乱，薛仁贵成为鸡林道总管，重返辽东，再掌军权。
上元年间，他在辽东犯法获罪，流放象州，又被皇帝赦免，唐高宗推心置腹、情真意切，“往日我的寝宫遭遇洪水，若不是你拼命叫喊，我已经成了水里的鱼虾。北伐铁勒九姓，向东降服高丽，汉北、辽东遵从教化，这都是你的功劳。
有人说你在乌海城下贻误战机，致使我军失利，我平生遗憾的也就是这件事情，现在西边不宁，瓜州、沙州商路断绝，你怎么能够自己高卧乡里，不为朝庭分忧解难？”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薛仁贵封为瓜州长史，不久又被授予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出击突厥的阿史那元珍。突厥人阵前问话，“唐将姓甚名谁？”对方回答，“薛仁贵”。
突厥人又问，“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已经去世，死人怎么会复活呢？”薛仁贵脱下自己的头盔，让突厥人看个清楚。突厥勇士看清之后，相顾失色，赶紧溜走。
薛仁贵率军追击，大破敌军，斩万余级，俘获二万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薛仁贵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特造灵舆，护送还乡，极尽哀荣。
薛仁贵有子薛讷，沉勇寡言，“其用兵，临大敌益壮”，成就不下于乃父，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镇守边关几十年，保得国泰民安，颇有小说中薛丁山的影子，但什么樊梨花及三弃三请的情节，却是没影子的事，属于历史上的空穴来风。
倒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与《薛刚反唐》中的薛刚颇有几分相似，他“气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安史之乱爆后，竟然加入史朝义的叛军，成为乱臣贼子，然而又能及时反正，归附大唐，
成为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嵩谨奉职，颇有治名”，最后竟以太保的身份光荣下葬，为他的传奇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唐人传奇中的《红线盗盒》，讲得就是薛嵩派遣飞檐走壁的女侠客吓唬节度使田承嗣的故事。
戏曲中的薛仁贵，从历史上一个一往无前、叱咤风云的勇将，变成了依靠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哄骗女人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老白脸，映射了汉族男人精神世界逐渐萎化的过程，如同戏曲中的男主角，在外十八年不闻不问，回来最关心的就是独守寒窑的妻子是否勾三搭四。
然后如影随形的就是汉民族的悲剧命运，他们被驱逐、被屠杀，成为异族的奴隶和包衣，再也挺不起曾经高贵的脊梁，再也抬不起曾经高傲的头颅。
提起汉族男人，人们就会想起杭州西湖边与白娘子共伞的许仙，他比江南的春水还要温柔，就会想起《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遇上强盗竟然吓得尿水直流，需要侠女十三妹去搭救。
历史模糊了往日的身影，人们已经不知道唐朝男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从唐诗中到处都能现他们的影子，“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就是大唐的男人，这就是大唐的气势。
高门士族的前世今生
以前除了必须要读的教科书,从未留意传统的历史典籍。懵懵憧憧中，以为中国传统的地主就是小说里的周扒皮，半夜鸡叫，逼迫贫雇农为他昼夜辛劳，以为中国的贵族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为姐姐妹妹们做胭脂水粉，在大观园里结社吟诗。
后来看了不少反映一战二战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外国电影，心中一次又一次产生了强烈的振撼，生死关头，贵族军官们冲锋在前，
义无反顾，即使弹尽粮绝，即使敌人的坦克离自己不到一米，也要坚守阵地，决不后退，那种热血澎湃的阳刚之气，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让年轻的我们常常泪眼婆娑。
后来阅读有关的历史典籍，才知道早在一战前德国的容克贵族也基本上是军事贵族，在帝国时代，皇子、亲王、贵族子弟，无不从军入伍，“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作为军人，
酒食只付半价，国家为你养老，死后为你抚恤，军人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荣耀的职业，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军人也要为军人的荣誉付出最大的代价。作为军队灵魂的德**官们，酷似历史上的斯巴达人，
无论出身多么显贵，也不会留在“大观园”中娇生惯养，往往**岁时就被父母送进入少年军校，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然后进入高级军校和军事学院继续深造，通过艰苦卓绝的实际锻炼和总参谋部的长期培训，才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德**官，
战斗时成为谁与争锋的宝剑，和平时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即使二战后的德国满目伧痍、满眼废墟，短短几十年，它又站起来了，因为它的脊梁没有倒下，它又成了世界上一流的达国家。
抚今追昔，多少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灰飞烟灭，而日尔曼民族依然青春常在，使人由然而生“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感慨。
当我终于静下心来慢慢阅读《后汉书》、《旧唐书》时，竟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继而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动。
塞外孤城的凛冽寒风中，耿恭闭城自守，“当匈奴之嚰，对数万之觽，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四周群胡环绕，围成铁桶一般。匈奴单于派使者告诉耿恭，“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把匈奴使者拉上城头，亲手击杀，“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
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大汉的援军终于姗姗来迟，救出了大汉的忠臣义士，耿恭和守城士兵回到玉门关时，形容枯槁，衣履穿决，只剩下十三人。
（耿恭出身名门，是名将耿弇之侄。耿弇是东汉开国功臣，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大唐帝国到了风雨飘摇的唐僖宗时期，农民起义军在黄巢的率领下进入了长安城，屠尽宗室，乱杀无辜，大唐江山到了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出身高门士族的凤翔节度使郑畋，给唐僖宗送去了用自己鲜血写成的效忠誓言，
率领唐军在龙尾坡(陕西岐山县东)与黄巢军队展开血战，一战就让黄巢军伏尸两万，一举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未能让黄巢“宜将剩勇追穷寇”，坐稳大齐政权的皇帝宝座。
后来唐僖宗召集李克用的沙陀军起兵勤王，屡破农民军，一战就让黄巢军队伏尸几十里，走上了最后的穷途末路。对于黄巢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我们实在应该庆幸他的灭亡。
他占领广州以后，世代在此经商的12万阿拉伯及南亚商人被农民军屠杀殆尽，放眼全世界，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不会被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接受。
黄巢当然仇恨贵族，但他只是仇恨自己没能成为贵族，他占领长安后，姬妾尽为勋贵女子就是明证。
很难想象，一个把人放在石臼里捣碎、充作军粮的起义领袖，一个为一诗就能杀掉三千文人的起义领袖，
一个血洗长安、几乎导致民无遗类的起义领袖，会成为一个仁慈爱民的好皇帝，会让黎民百姓过上幸福安乐的好日子，比之唐朝的李姓皇帝，
黄巢只会更凶恶更残暴，带给黎民百姓更多的离乱和痛苦，而能够清醒认识这一点、誓死捍卫大唐江山的中流砥柱，如宰相郑畋等人，恰恰来自高门士族（郑畋如果愿意投降黄巢，同样能够做大官）。
他们在大唐帝国的危难时刻，奋不顾身，出生入死，以坚定的信仰、勇敢的行动，向大唐的君主和百姓奉献了血写的忠诚。
大唐帝国能够多次渡过艰难险阻，精英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政治精英的士族是大唐帝国高瞻远瞩的优秀群体，从裴度平淮西，到李德裕平刘稹，处处显示了大唐士族卓越的执政能力。
“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大唐宰相裴度许下的豪言壮语变成了流传千古的平淮西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大唐宰相李德裕即使被流放到岭南，他的政敌也无法抹杀贫寒之士自内心的拥戴。
大唐的士族如同宏伟宫殿的坚固柱石，支撑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辉煌，他们象英国“日不落时代”的军事贵族，他们象一战前夕德国的容克贵族，他们象二战时期美国的名门子弟（例如约翰.肯尼迪），坚定执着，勇往直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也许辉煌的历史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大唐的军事贵族与英国、德国的军事贵族表现了惊人的共性，出身太原王氏的大唐名将王方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这是同样出身太原王氏的王维写出的传世名篇，生动勾画了那个时代朝气蓬勃的社会风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大唐男子争相投身军旅，以建功塞外、万里封侯为人生最大的荣耀（英国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向那些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国民授予勋爵的惯例），王方翼被裴行俭慧眼识珠，顺利达成了他的人生理想。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别帅李遮匐联合吐蕃人进逼安西都护府，大唐朝廷打算派兵征讨，裴行俭提议见机行事，主张智取。
他成了朝廷任命的安抚大食使，护送波斯王子回国继位，在裴行俭的要求下，王方翼担任了此行的副使。一干人路过裴行俭当年任职的西州时，一下子召集了上千豪杰子弟跟随他们一起西行，又以打猎游乐为名，
召集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镇的胡人子弟近万人，迅向阿史那都支的营地靠近，在阿史那都支犹豫未决之际，一举抓获阿史那都支及其子侄，李遮匐闻讯，只得弃械投降。
两位智勇双全的大唐将军，就这样兵不血刃，依靠当地土著，以夷制夷，完成了此行的目的，这与德国曼施坦因计划剑走偏锋、迫降法国政府的闪电战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唐军队就这样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战争。
阿史那都支等人被裴行俭押回长安，王方翼作为检校安西都护留在当地，修筑军事重镇碎叶城。历时5o多天建成的碎叶城，“纡还多趣以诡出入”，西域胡人们纷纷前来参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
修筑城池，对于王方翼来说，本来就是驾轻就熟，因为他从小就是个实干家，会打仗的将军同样是个脚踏实地的建设者。
王方翼出生的太原王氏（祈县王氏）在有唐一代是第一等的高门，声势之盛，连皇帝也眼红心热。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朝廷颁下诏书，禁止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自为婚姻”，管闲事管到山东士族的婚姻上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