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没有发生!
伊格纳托夫大尉回到他的营里，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冲锋。
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表现得异常勇敢，但在德国人的密集火力打击下，还是成批成批倒在了阵地前。就连伊格纳托夫大尉，也身中几十发机枪子弹，被打得转了几个圈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仓促发起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叶甫盖尼中校回到安丘费耶夫上校的面前，一脸苦涩地报告：“报告师长同志，一营的进攻又失败了，营长伊格纳托夫大尉阵亡。全营七百人，只有不到二十人撤了下来，而且全部是伤员。”
在这种情况下，换了别的指挥员，也许会考虑暂停进攻，召集大家来商量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斗方式，来扭转面临的不利局面。可安丘费耶夫上校，即使亲眼看到了叶甫盖尼团伤亡惨重，他却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只是冷漠地说：“叶甫盖尼同志，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德国人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掩护集团军主力突出重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您马上回到团里去，尽快组织第三次进攻。”叶甫盖尼中校无奈地叹了口气，敬礼后转身正准备回团里去布置新的进攻，却被上校叫住了，“叶甫盖尼中校，您等一等。”
我以为师长改变了主意，叫住叶甫盖尼是为了调整部署，不料却听到他冷冷地说：“我不要什么伤亡数字，我只要对面的阵地。哪怕您把整个团都拼光了，也要被阵地给我夺下来。”
听到师长下了死命令，哈比和另外一个团长也不好再开口劝说，只能保持沉默。叶甫盖尼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双肩一塌灰溜溜地回队伍，去组织新一轮的徒劳而又送死的进攻。
我看到这一幕，真是哭笑不得，都是什么年代了，还想像一战时搞人海战术，去突破敌人的阵地，那不是让战士们白白去送死吗？不过既然两个团长都不劝谏师长，我这个营长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自讨无趣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向站在不远处的乌嘎德招手，示意他过来。
乌嘎德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我的面前，瞅了一眼旁边黑着脸的师长，和一脸尴尬的哈比中校，小声地问我：“少校同志，您有什么指示？”
我用手向旁边一指，命令道：“把八连的战士召集起来，让他们挖战壕。”
“挖战壕？”乌嘎德有点纳闷地问：“可现在是我们在进攻啊，为什么要挖战壕。”
我冷笑一声，缓缓地说：“有备无患，万一进攻受挫，遭到德国人反击的时候，至少我们有阵地可以抵挡一阵啊。”我这样说虽然有一定赌气的成分在内，但在进攻中，如果无法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不管再进攻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一声令下，八连的战士立即开始行动起来，拿出工具就挖开了散兵坑。早在几个月前，我曾让他们在阵地上进行过长期的土木专业，如今再干起这活来，那真是驾轻就熟。不到十分钟，大部分的战士的个人掩体都已完成，正试图把这些掩体都连在一起。
叶甫盖尼组织的进攻再次被打退了，看着伤亡累累的部队仓皇地退回到了出发阵地，安丘费耶夫在那里跳着脚骂人，他一把抓住站在身旁的哈比中校，大声地命令道：“哈比中校，立即把你的团带上去，去帮叶甫盖尼他们一把，一定要把敌人的阵地夺下来。”
听到让我们去送死的命令，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正在盘算着如何应付这个九死一生的命令时，一名战士带着几名装便装的武装人员过来了。他走到安丘费耶夫的面前，大声地报告说：“师长同志，游击队的指挥员索特尼科夫同志来了。”
安丘费耶夫和一名矮胖的中年男子握着手，开始亲密地交谈起来。
看到他们两人聊得投机，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既然他们是游击队，那么对地形一定很熟悉，如果能让他们给我们当向导的话，没准我们能绕到德国人的后面去，来个前后夹击，全歼这股拦路的敌人。
主意打定，我走到了安丘费耶夫和索特尼科夫的面前，打断了他俩的对话。先对上校说：“师长同志，对不起，打扰了。我能和索特尼科夫同志聊几句吗？”见到上校不知所谓地点点头，又调转头，问：“索特尼科夫同志，请问您的游击队里，有对这里地形熟悉的战士吗？”
索特尼科夫被我这么一问，不由愣了一下，接着回答说：“有的。游击队里有很多战士都是本地人，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就如同熟悉自己的家一样。”
安丘费耶夫也许不满意我打断了他和游击队长的聊天，[***]地问了一句：“奥夏宁娜少校，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师长同志，”我连忙解释说，“我想既然从正面进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何不派一支部队悄悄的绕过德国人的阵地，潜到他们的后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的建议，让安丘费耶夫上校的眼前一亮，虽然说他一再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开突破口，可要是有办法能少付出一些牺牲，他估计还是乐意进行尝试的。
没想到听完我的话，索特尼科夫却摇着头说：“这个任务嘛，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要知道这高地的两边都是沼泽，部队根本无法通过。如果要想绕到德国人的后面去，先要向南走了五六公里，再调头向东，那里虽然也有沼泽，但只要有经验丰富的人带路，还是可以从中间穿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