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一天中午，我上街去买酱油遇到他，他又变了个法子让我受骗。那时他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然后俯下身，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破了。他黑色的裤子在屁股上补了两块暗红的补丁，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他的圈套，将脸凑近他那猴子似的红屁股，我告诉他没有破。他说：
“你再仔细看看。”
我仔细看了还是没有扯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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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把脸凑近一点看看。”
当我把脸几乎贴到他的屁股上时，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把我熏得晕头转向，而他哈哈大笑地走去了。虽然他一次次捉弄我，可我依然崇拜他。
蜂拥而来的全新生活几乎将我淹没，使我常常忘记不久前还在南门田野上奔跑的自己。只是在有些夜晚，我迷迷糊糊行将入睡时，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
“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
“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
“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
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地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
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
“你打架很厉害吧？”
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
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擦窗户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那孩子的骄傲。
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
“婆婆。”
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
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
“叫一声婆婆。”
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噩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
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
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相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
“他们全死了。”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相片说：
“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
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
“哭什么，哭什么。”
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相片又说：
“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相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噩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咯咯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得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成熟练地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画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
“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
“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的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
“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
“你们懂个屁。”
他们回报我：
“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
“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
“谁他娘的要理你。”
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颗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
“我没有，你胡说。”
“有。”
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
“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喊出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
“我要去告诉你爹。”
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
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