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是明朝自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应免日期之外，每日视朝，并参加日讲和经筵。一日，他参加日讲时，由于疲惫不堪，随意把脚放到台楞之上。当时日讲官文震孟正好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视皇上翘起的脚，崇祯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脚徐徐放下。可见，他对日讲也是认真对待，并非敷衍了事。[62]崇祯帝上任伊始，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身作则：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任何营建，吃穿俱不讲究。
在定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帝逐步展开平反昭雪活动，为一些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从理论上讲，褒扬正义，铲除邪恶，崇祯帝都一一做到了。除恶扬善，求的是上下齐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论用之实践的结果却让崇祯帝品尝到了政治的苦涩。[60]
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话来说，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也，所谓的清除邪恶一方，褒扬良善一方也只能是相对而已。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清朝统治初年，一心整饬朝纲的崇祯帝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60]
明朝自万历以来，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互相攻击，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朱由检即位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清算阉党，但这只能说是第一步，进一步消除党争是更加令人头疼的大事。[60]
勤政廉政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帝勤政到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崇祯帝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则在乾清宫看奏章，遇到军情紧急时便连续几昼夜不能休息。[61]
崇祯帝是明朝自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应免日期之外，每日视朝，并参加日讲和经筵。一日，他参加日讲时，由于疲惫不堪，随意把脚放到台楞之上。当时日讲官文震孟正好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视皇上翘起的脚，崇祯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脚徐徐放下。可见，他对日讲也是认真对待，并非敷衍了事。[62]崇祯帝上任伊始，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身作则：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任何营建，吃穿俱不讲究。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77]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77]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77]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7-78]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53][77]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清朝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77]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79]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80]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77]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77]
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