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林办公室出来后，任营岩直接去了子弟学校。
子弟学校离北厂区不远，大约有二百米左右，就在宏文路路边。走进学校后，任营岩没有直接去找张达纯，而是先在学校里转了一圈，现在正是上课时间，除了教室里传出老师讲课的声音外，整座学校里空荡荡的。离开学校有十多年了，可一走进学校，任营岩的感觉仍然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让他心酸的地步：教室仍然是那两排土平房，土墙上刷的白石灰粉由于年长日久已经变得灰黄，木制的窗户和门大部分漆已剥落，窗户上的玻璃也残缺不全，操场上的体育器械和自己在学校时完全一样，要说有变化就是更加陈旧，六张水泥板做成的乒乓球台有三张台面已经倾斜，篮球架的板面已经裂出许多指头宽的缝隙，蓝环上不但没有网子，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变形或不在水平面上。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出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要靠教育兴国，但是任营岩清楚，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企业办的学校，情况很难好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企业的领导们无心也无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事业上，说句实在话，学校只能是企业的负担。
任营岩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张达纯正在起草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将宏文纸厂子弟学校划归区教育局直属的请示》。自昨天知道任营岩来纸厂担任厂长后，张达纯就有一个预感，那就是任营岩一定会来找自己了解厂里的情况，意外的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毕竟任营岩才是上任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嘛。
“忙什么呢，校长大人？”任营岩抢先用玩笑的口吻向张达纯打招呼。
“哈哈，厂长大人光临寒舍，不胜荣幸啊！”张达纯也开着玩笑回了一句。
“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不要见怪。”任营岩继续开着玩笑。
“贵客临们，蓬荜生辉，不吝赐教。”张达纯也不含糊，张口就来。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那我沏茶款待有心人。”
两人一唱一和，甚是合拍。在官场上呆久了的人，很少有这样轻松的时候，他们像戏剧中的脚色一样时时都要带着脸谱，不光是要拿腔作调，还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什么庙拜什么佛，尤其是像任营岩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见识了太多的惨痛教训，更是难免落入这一俗套。说是俗套，也不尽然，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家，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俗套，最后身败名裂，并且导致改革夭折。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会保护自己的人，才是成熟了的做大事的人，先适应，再求发展，才是做大事的正确路子，做事不设防的十有八九不会成功。
张达纯走去旁边的柜子里拿茶叶和杯子的时候，任营岩瞄了一眼桌上报告的题目，说：“达纯呀，你是嫌纸厂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高僧吧？”
“你都来纸厂这个庙里当方丈了，我怎么敢嫌这个庙小呀。你下车伊始，先别急着表态，看了内容再说吧。”张达纯此话一语双关，既指这份报告，又暗示任营岩初来咋到纸厂，凡事不要轻易决定。
任营岩当然也听出了张达纯话中的意思，哈哈一笑后说：“还是老同学对我负责呀，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先看你的大作了。”说完就坐在张达纯的座位上，仔细看起这份报告。
张达纯也就没再说话，把泡好的茶水放在任营岩旁边后，就静静站在他身侧看着报告。
报告本身只有两页，是以学校名义写给区教育局的，任营岩没用几分钟就看完了。
“达纯啊，我看你是深谙哀兵必胜这个道理，你在报告里把学校情况说得这么惨，谁看了都会动容。”任营岩首先肯定了报告的写法，“报告的命题也好，就我所知，把厂办学校划归正规教育部门管理，在教育战线，这也是首创。”说到这里，任营岩拿起桌上的水杯，抿了一口，然后笑着看着张达纯。
“任厂长，夸奖的话就不用说了，提提意见吧。”张达纯的话，既正经又严肃。
“你这么正经的称我厂长，我怎么听着特别扭，我都不叫你校长了，你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叫我营岩吗？”任营岩期望地看着张达纯说。
张达纯其实刚才也注意到任营岩称呼的是他的名字，没称呼职务，他之所以称呼厂长，是想看一下任营岩的反应，想知道任营岩在局里工作的这几年，是否已经染上了过多的官气。现在听到任营岩这么说，而且还是期望的眼光，张达纯心里也就释然了：“好，你还是我心目中的任营岩，今后，私下里我俩姓名相称，公开场合，称你职务，可以了吧？”
“这样最好。”任营岩回答的很干脆。然后又恢复了玩笑的口吻说：“在你这个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对你这个报告，我鲁班门面前弄弄斧头，提三点意见：第一，报告不要以学校的名义上递，分量不够，要用宏文纸厂；第二，要把邓总书记‘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这句话用上，然后从教育体制改革这个角度说事。这两点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尤其是第二点，高屋建瓴。第三点呢？”张达纯心服口服，急于知道第三点。
“说到第三点，这就涉及到我来找你的目的了——”任营岩拖长了话音，故意卖了个关子。
“你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说吧，我洗耳恭听着呢。”张达纯笑着说。
“这第三点呀，就说起话长了，你报告里说的这件事，对厂子、对学校、对老师、对学生都是好事，对国家的教育事业也是意义重大，不过嘛，好事都多磨，这些年在局机关，见到的好事多了，但没有一个能一帆风顺，子弟学校划归教育系统，即使是国家同意这么做，没有几年功夫是不能成行的，你我都无能为力呀！所以，我们可以在报告里加进一句话，就是建议教育局把我厂子校作为改革试点，可能就有机会先走一步，即使这样，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等到，你我就不要等了，就算是抛砖引玉，让后来人去做吧，你我当务之急，是纸厂的扭亏大计，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呀！”任营岩顺势利导地把话题引到了张达纯的身上。
听到这里，张达纯一下子明白任营岩来找他的意思了。张达纯预感到任营岩会来找他，但仅仅是想到找他了解厂里情况和让他出谋划策，怎么也没想到任营岩上任的第二天就会找他出山，一旦明白了这层意思，张达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算算到纸厂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没有那个厂领导这么看重自己，都说自己清高，清高不清高只有我心里最清楚，作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谁不想入世叱咤风云地做一番事业，成就一世功名，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王忠初当厂长的时候，曾经把自己叫到他办公室谈话，流露出让自己当厂办副主任的想法，可是像王忠那样的厂长，自己还真不想伺候，所以就一口拒绝了；现在任营岩一上任就登门造访，想请自己出山，这对自己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任营岩自己很了解，是一个有头脑、有能力的领导干部，另一方面他又这样看重自己，不是说盛情难却，就冲着他刚才对报告的三点意见，就显示了他看问题的洞察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跟这样的领导做事心里有底气。想到这里，张达纯试探着对任营岩说：“营岩啊，你刚才说‘说来话长’，其实并不长呀，我看应该是话里有话吧？”
“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我确实是话里有话，挑明了说吧，我想请你挪一下窝，不要干这个校长了，来厂里帮我。”其实张达纯心里想的啥，任营岩心里还是有谱的，知道他所谓的清高，准确地说应该是怀才不遇，所以才有把握向赵林推荐。有人曾经问拿破仑为什么那么多的优秀人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出生入死呢？拿破仑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他们想的什么，想做什么，满足他们而已。拿破仑的这句话如果用中国话表述，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有一好一坏两个传统，好的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它表现出了一种忠勇美德；坏的传统就是文人相轻，个人之间的相轻还算罢了，一旦把这种相轻用在治理国家之上，那无疑就是一种灾难了，历史上这种灾难，最严重的莫过于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独尊儒术的结果，使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一潭死水，不见涟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以至于最后落后于西方世界，任人宰割！
张达纯基本上就属于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同时他也想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所以毫不含糊地说：“既然营岩你信得过我，我也就不推脱了，你说吧，咱们怎么干？”
“痛快！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任营岩猛的从座位上站起身，紧握住了张达纯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任营岩之所以这么看重张达纯，那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要拯救濒临危机的宏文纸厂，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自己必须要建立一个团队，一个特别有战斗力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志向、有能力、愿做实事，只有依靠这个团队，才能集思广益，落实自己的施政主张，张达纯就是第一个自己满意的团队人选。
“达纯呀，要收拾治理纸厂这个烂摊子，需要我们做的事太多了，像机构的精简调整、人事的任免安排、经营方针重新确立、生产和设备管理的加强、技改项目申请实施、工资奖金形成做好。”任营岩有意识地把张达纯往自己的思路上引导。
“你说的这些很有道理，看来我们要踏出的这第一步，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谨慎，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张达纯深有同感地附合。
“说得好，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我们还必须做到一箭中的！”任营岩坚定地说。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看是否在这方面做文章？”张达纯用征询的语气说。
“怎么个做法，你说说看。”任营岩鼓励张达纯往下说。
“召集不同类型的职工开几个座谈会，一方面听听职工的意见，另一反面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们再扇扇风、点点火，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张达纯提出一个开座谈会的方法。
任营岩否定了张达纯的这一想法：“开座谈会，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纸厂现在是非常时期，用这种常规的、和风细雨的方法见效太慢，也显得太小气，病重就得下猛药！”
“怎么个下法？你胸有成竹了？”张达纯有感而问。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干上一场！”任营岩气势如虹地说。
张达纯马上领悟了：“召开职代会，这个方式大气！”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是件大事，不知工会赵主席那边意见会怎样？”
“没问题，今天早上我和他通过气了，他完全赞同。”随后，任营岩把早上和赵林交谈的大致情况向张达纯复述了一遍。最后，任营岩对张达纯说：“职代会成立一个秘书组，组长由你来当，这可是个举足轻重的差事，职代会能不能按我们的意思开成功，这就全要仰仗你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把这件事办好。”张达纯信心十足地说。
“秘书组的成员，你我不方便定，名不正言不顺，由赵主席出面组织最合适。但是成员一旦确定，我俩就要给他们培训，统一他们的思想，同时把任务给他们交待明白。培训中如果你认为哪个成员不合适，告诉我，由我去和赵主席谈换人的事，我们召开的是职代会，很多事情赵主席出面比我们更合适。”任营岩深谙官场的规则，其中一条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谁越线了，既使是好心，也可能办成坏事；既使是上司，也不能包办代替。
“这个我明白，你还有什么要交待我的？”张达纯问。
“秘书组的任务，就是全面、真实地记录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越详细越好，尤其是一些精彩的原话，要一字不拉地记下来，而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意见和建议深加工。”说到这里，任营岩意味深长地看着张达纯。
“深加工我也明白，这是文字艺术，也是文人的功底，你认为怎样加工合适？”张达纯又问。
“第一要把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统计归类，要有具体数字，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第二是重点要突出，重点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工反响最大的问题，二是生产、经营和管理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把全厂职工的信心建立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我们下一步工作奠定好群众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要针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要让全厂职工从这些整改措施中，看到我们的决心，看到纸厂的希望！整改措施是我们的重头戏，也是你深加工的重点。”任营岩说完自己的想法后，看着张达纯问：“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明白倒是明白了，只是这个整改措施嘛－－－－－－。”张达纯拖长了音调，因为他对这个整改措施，一时还吃不透怎么写。
任营岩看出了张达纯的难处，理解地说：“至于整改措施嘛，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闭门造车的，到时候咱俩一起商量着写。”
听了这话，张达纯放心了，他笑着说：“看来你是上任前就有了三分天下的良策了。”
“你高抬我了，我哪里敢和诸葛亮比，不过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罢了。”任营岩笑了笑，转而又严肃的说：“达纯啊，只要职代会这一炮打响了，后面的工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展开了，不难想象，到时候事情会千头万绪，应接不暇，哪些工作先做，那些工作后做，这里面文章也得好好推敲，你有什么建议吗？”
张达纯想了一下说：“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我看先得解决人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干部队伍，我们的想法就不能落实，扭亏增盈就是一句空话！”任营岩肯定了张达纯的看法。
“干部队伍的建设，免不了升升降降、任任免免，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升职的好说，降了的、免了的可就成了仇人了，你可要下大决心呀。”张达纯关心地提醒任营岩。
“不下这个决心，还有其它选择吗？”任营岩反问道。
“也是的，逼上梁山了。”张达纯理解任营岩的处境。
“什么是当领导的做的事呢？我理解就是四个字：用人、决策，当领导不能用人、不会用人、怕得罪人，那就别当这个领导，既然当了这个领导，那就没有退路，明知山有虎，也得偏向虎山行，不是人打虎，就是虎吃人，没有别的选择！”任营岩还真有了些舍生取义的架势。
“武松是喝醉了酒糊里糊涂打虎，你可得清清醒醒地用人啊。”张达纯又开起玩笑。
“说起用人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我离开纸厂已经有六、七年了，厂里的老人不说了，我都熟悉，你看看这几年进的人中间，有没有可用之人，给我推荐一下。”任营岩没有接这个玩笑，而是认真地问张达纯。
张达纯看任营岩没心思开玩笑，也就认真地想了一会，然后说：“倒是有两个人你可以考察一下，一个是人事科的齐科长，叫齐昊元，转业军人，在部队是正营职，到厂里有四、五年了，爱人在配电室，叫左菊萍。”
“左菊萍我知道，人蛮不错。”任营岩插了一句后说：“你继续说。”
“我提子校校长时就是齐昊元考察的，他考察我，我也没闲着，也注意观察他，感觉这个人为人正派，跟劳资科的科长刘琦是天地之别。”
“何以见得？”任营岩问。
“刘琦是不见好处不办事，齐昊元是请他喝酒登天难。”张达纯答道。
“你怎么知道？难道吃过齐昊元的闭门羹？”任营岩试探着问。
“我倒是没登过他家的门，不过有好几次他来学校检查工作，我们安排的便饭他一次都不吃，说是不回家吃饭左菊萍有意见。”怕任营岩有误解，张达纯又补充了一句，“他不是怕老婆，这人还真有点大男子主义，他老婆怕他，他这明摆着是推脱之词。”
在任营岩的脑海里，怕老婆的人大都出息不了，所以他赞同地说：“左菊萍在厂里算是个利索人了，她怕的人，肯定有两把刷子。好了，齐昊元就说到这里，你说的另一个人呢？”
“另一个叫朱志浩，是tj轻工业学院的毕业生，学的是造纸专业，分配到厂里也有三年多了，现在在生产处当技术员。这个人的特点是懂工艺、懂技术，但又不唯工艺、唯技术，目前还在函授学习企业管理专业。我和他接触的不是很多，我俩都在厂里的技工学校兼课，有时碰在一起就聊几句，聊得还蛮投机。”
“你俩主要聊些什么呢？”任营岩插问。
“天南海北什么都聊，最多聊的还是厂里的情况。”张达纯答道。
“他有没有真知灼见？给我举个例子。”
“我印象深的是有一次聊纸厂的发展前途，朱志浩说：厂里现在生产的产品，都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第一是赚不了大钱，即使生产维持最好水平，效益也只能做到持平或微利，第二是这些产品过不了几年迟早要被淘汰，再不上新项目、新产品，到时候厂子就有灭顶之灾。”
“这个朱志浩还蛮有危机感的嘛。”任营岩赞赏地说。“设备老化、产品陈旧，是国营老企业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些老企业迟早要完蛋。”说完，任营岩想了一下，随后拿起张达纯桌上的电话：“总机吗？请给我接一下工会赵主席。”
“我是总机，请问您是哪里？”一个甜美的声音问道。这是厂里的规定，凡是找厂里领导的电话，总机必须要先问清对方的身份。
“是小王吧？我是任营岩呀，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对方一开口，任营岩就听出了是王芳。王芳是初七一级学生，毕业时招工到宏文纸厂，分配到任营岩所在的碱回收车间，比任营岩小六岁，成天跟在他后面问这问那，任师傅、任师傅地叫的很甜，招人喜欢。后来碱回收车间因为技术、设备都不成熟，被迫下马，因为王芳能歌善舞，声音又甜，人员分流时就被厂办要到了电话室，当了一名接线员。
“任师傅－－－－－呃，不对，是任厂长，您还记得我的声音啊？”王芳叫惯了任师傅，一时改不过口。
“怎能不记得呢，声音还是那么甜呢，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师傅，叫厂长就生分了，好吗？”任营岩亲切地说。
“不好吧，别人会批评我不尊重厂长呢。”王芳为难地说。
“管别人说什么呢，你要是叫我厂长，那才是见外了。”任营岩坚持说。
“那好吧，我听师傅的，”王芳原来就习惯听任营岩的话，这次接受的也很快。“师傅呀，咱车间那些老人听说你回来了，都很高兴呢。”
“见了他们，替我说声谢谢，告诉他们，抽空我会去看他们。”任营岩没有再往下说，而是婉转地提醒：“小王呀，有空我们再慢慢聊，我有点急事找赵主席。”
“师傅您稍等，我马上接通。”
电话接通后，任营岩直接问：“赵主席，齐昊元和朱志浩是职工代表吗？”
“都不是，有什么事吗？”赵林疑惑地问。
“我想让他俩参加这次职代会，有什么办法吗？”任营岩直截了当地说。
赵林想了一下说：“齐昊元是正科级，可以邀请他列席会议，这样做以前有先例。”
“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把不是职工代表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列席会议，有问题吗？”任营岩灵机一动马上想到，索性让这些领导们都在这次职代会上亮亮相，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溜溜，因为这种大的群众场合，最能观察出每个人的是非曲直、能力大小。
赵林似乎也明白了任营岩的用意，回答的很干脆：“没问题，就这样办。”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至于朱志浩吗，让他参加秘书组的工作，你看行吗？”
“你是工会主席，这事你说了算，我充分赞成你的意见。”任营岩回答的也很干脆。
张达纯在旁边一直注意着任营岩打电话，看到他对王芳这样的普通职工没有一点官架子，真能称得上平易近人；对赵林这样的领导干部启发沟通、因势利导；处理问题思路开阔、干脆利索，张达纯不由的感叹：任营岩去局里转了一圈，呆了几年，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上日臻成熟，真应了那句“士不见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话了。
任营岩和赵林通完电话，转身对张达纯说：“齐昊元和朱志浩的事和赵主席商量好了：齐昊元列席职代会，朱志浩进秘书组，你可以私下给他俩吹吹风，把我们的意图透漏给他们，看看他俩的反应。”
“好，我今天晚上就去和他俩谈，谈的结果我明天告诉你。”张达纯说。
“那今晚就辛苦你了。”任营岩笑着说。
“这有啥辛苦的，都是该做的事，再说我也闲了这些年，也该为纸厂做点事了。”张达纯也笑着回答。
任营岩等得就是张达纯这句话，所以马上接上话：“是啊，我们确实到了该做点事的年龄了，孔老夫子说三十立四十不惑，我们四十都出头了才立，已经晚了，时不我待啊。”
“说得对，此时不立，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就都成了水中月镜里花了。”张达纯感慨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任营岩盯着张达纯的眼睛说。
张达纯听出任营岩话里有话，直接问道：“此话何意？”
“有个苦差事交给你，原来怕你推辞，现在放心了。”
“什么差事？”
“厂办主任。”
张达纯沉思了一下问：“能说说为什么是苦差事吗？”
“达纯啊，在一般人的眼里，厂办主任是一个红火的角色，成天跟着厂长接来送往，非常风光，跟大内总管一样，是厂长的心腹。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表面现象，不了解厂办主任的难处、苦处。”任营岩推心置腹地对张达纯说，“厂办主任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对上，他不但要领会厂长的意图，还要当好厂长的参谋；对下，他要把厂长的意图变成可执行的方案，而且要布置、督促、检查、指导，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工作做好了，那是因为厂长英明，工作没做好，那是因为厂办主任执行不力，落个底下人埋怨，上面领导批评，里外不是人。”
“虽然我没当过厂办主任，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能想象得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应该取决于厂长的态度呀。”张达纯直接问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两句话：第一，哑巴吃饺子——是非功过心里有数，第二，为了维护厂长的威信，厂办主任必须忍辱负重！”说完这两句话，任营岩又进一步解释道：“心里有数是说我会客观评价厂办主任的工作，属于自己决策失误，绝不文过饰非，自己承担责任；忍辱负重是说厂办主任在一些场合要抢在厂长前面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给厂长，这就叫维护厂长的威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实行帝制，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这虽说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可是这种奴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迎合老百姓的这种心理，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模样，才能带领群众去做想做的事情，而厂办主任，就应该是化妆师。”
听了这段议论，张达纯乐了：“营岩啊，我看你算是把做官的门道悟清楚了，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哈哈－－－－－－”
“先别开玩笑，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任营岩没有笑，而是严肃地问张达纯。
张达纯收敛了笑容，答道：“有道理，这是入骨三分的道理，听似歪道，实是真理。人们都说好花需要绿叶扶，其实花也好，叶也好，都是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罢了，谈不上谁扶了谁。”
“精辟！你有这种认识，难能可贵，看来我俩真是一对——”说到这里，任营岩笑着盯着张达纯的眼睛，停顿了一下。张达纯马上领会了任营岩的意思，俩人不约而同地说：“黄金组合了。”说完，都会心地笑了起来。